探寻中欧互利合作的前行之路

日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召开年度“欧洲经济形势与中欧经贸关系研讨会”，共同探讨“十五五”时期中欧经贸合作的新机遇。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国际贸易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郭智慧、欧洲议会议员翁德雷·多斯塔尔、复旦大学中欧研究中心主任简军波、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黄勃等与会学者分析研判全球经贸格局发生的深刻变化，立足中国“十五五”规划新起点，积极对接中欧双方发展战略，携手探寻互利合作的发展路径。

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郭智慧

中欧互利共赢的蛋糕必将越做越大

“去年是中欧建交50周年，50年来双方经贸合作不断走深走实，互为主要贸易伙伴，投资合作关系日益巩固，为推动中欧关系稳健前行发挥了压舱石和推进器的作用。”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郭智慧指出，近年来，面对新冠疫情冲击、地缘政治格局调整、全球经贸环境趋紧等多重挑战，中欧经贸合作出现波动，但双方合作根基坚实，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内生动力。

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产业链高度契合，技术互补性明显。郭智慧指出，事实充分印证，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欧企业深化合作的热情不减，信心坚定。从贸易看，中欧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8282亿美元，同比增长5.4%。今年1到4月双边贸易额又大幅增长了16.6%。从投资看，截至2024年底，中欧双向投资存量突破2800亿美元，欧盟长期保持中国第三大外资来源地和重要技术引进来源地地位。今年以来，众多欧洲跨国企业加大对华投资，一批重大项目落地中国，中国对欧投资2024年实现7年来的首次回升，绿地投资与并购投资同步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显著加大在欧研发投入，这也标志着中欧经贸合作正加速迈向双向创新的新阶段。欧洲企业依托中国创新生态与产业链优势，优化全球布局。中国企业则深度融入欧洲的技术积淀，实现从产品出海向技术扎根、品牌本地化的跨越。这种基于各自核心优势的深度互嵌将催生更高质量、更具韧性的合作新格局。

中欧经贸合作仍然面临诸多人为干扰与现实阻碍。郭智慧分析，近期，欧盟执意推动对华“降依赖”“去风险”，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带有浓厚保护主义色彩的经贸限制措施，针对性十分明显。这些措施人为构筑贸易投资壁垒，干扰中欧正常经贸往来，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不仅损害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也同欧方主张的国际规则与自由贸易精神背道而驰，最终将反噬欧盟自身产业竞争力、拖累绿色转型进程、削弱能源安全保障。

中欧关系正处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时期。习近平主席2025年在中欧建交50周年之际，就中欧关系未来发展提出了三点主张：强调坚持相互尊重，巩固伙伴关系定位；坚持开放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摩擦；践行多边主义，维护国际规则秩序。这为新起点上的中欧合作指明了方向。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十五五”时期，中国开放重点将进一步转向服务业，重点在电信、金融、医疗、数字服务等领域扩大准入，为包括欧盟在内的全球企业营造更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作为外向型经济体，中方愿与欧方一道，坚定支持自由贸易，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中欧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与正能量。

欧洲议会议员翁德雷·多斯塔尔

深度融入欧亚经济联动格局

“在欧洲，政界与民众普遍学习英语、了解英美文化，但主动学习中文、认知中华文明的人却少之又少，这本身就形成了巨大的认知壁垒。很多欧洲人跟不上中国的发展步伐，仍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的刻板印象中，只把中国当成大规模低端加工制造的角色。”欧洲议会议员翁德雷·多斯塔尔指出，中国在高端科技、高附加值产业方面早已今非昔比，但欧洲固有的偏见依旧根深蒂固。

欧洲长期存在高额贸易逆差，这种格局难以维系。翁德雷·多斯塔尔指出，面对当前形势，欧洲未来大致有三条发展路径。第一条路：原地不动、维持现状。这条路看似可行，长远来看却难以为继。第二条路：打造“堡垒式欧洲”，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这种方法看似保护了落后传统产业，实则压制创新活力，还会让民众被迫购买高价、落后的产品。“这条路同样走不通。”欧洲在基础医药、航空装备、养老智能设备等关键领域产能短板明显。作为开放经济体，推行保护主义既损害自身利益，也伤及国际合作伙伴。唯一可行的是第三条路，坚持合作共赢，深度融入欧亚经济联动格局。

中欧合作应当恪守和平共处、相互尊重的原则，正视彼此文化差异，不应将文化差异视作负担，而应视作彼此赋能、多元共生的活力源泉。翁德雷·多斯塔尔指出，欧洲要找准自身在欧亚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定位。欧洲产业与服务业具备自身优势，应打造成为具备竞争力的供给方。中欧要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共建完整的产业链与供应链，推动双方在人工智能、环保等领域实现监管标准互认、规则体系对接。

欧洲应深入了解中国“十五五”规划，把握中国数亿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与品质升级趋势，找准欧洲在医疗健康、食品标准、专业服务等领域对华输出的切入点。翁德雷·多斯塔尔分析，双方还可积极开拓第三方市场合作与联合项目：一方投资、一方出技术、一方做制造，吸纳东南亚、中亚、非洲等地区国家参与，构建多方共赢格局。

欧盟的机构架构、决策机制、内部法规衔接以及政治运行层面临诸多挑战。翁德雷·多斯塔尔指出，欧盟并非联邦制国家，而是由各成员国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欧盟机构履职不得损害成员国核心利益，医疗、社会权益、安全等领域的政策，最终均由各成员国主导落实。欧盟内部存在两大法系，规则差异显著，加之各国国内法律具备优先适用效力，致使欧盟面临诸多法律层面的难题。此外，法国将在2027年迎来总统选举，德国当前民意风向转变、政府执政根基不稳，作为欧盟两大核心成员国，法、德政局一旦出现变动，将对欧盟的外交与经济政策产生深远影响。

欧洲时常宣称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实际举措往往偏离《联合国宪章》和不干涉内政原则。部分单边制裁与限制性措施，甚至同国际法、《联合国宪章》以及世贸组织规则相抵触。这是欧洲未来需要认真反思并加以纠正的问题。

翁德雷·多斯塔尔强调，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欧洲的“全球门户”计划存在诸多契合点，双方也可依托其他多边机制开展协作。欧洲议会不少议员也持相同立场。中国和欧洲亟需增进相互理解、加强交流互鉴、深化务实合作。

复旦大学中欧研究中心主任简军波

深度绑定、协同发展，是解决竞争矛盾的最优方案

围绕中欧经贸关系现状，复旦大学中欧研究中心主任简军波主要探讨了两大核心内容：一是中欧经贸关系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二是应对挑战的可行路径。他同时指出，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是化解竞争矛盾的最优方案。

当前中欧之间分歧与挑战不断显现。简军波分析，从欧盟角度来看，最突出的是贸易失衡问题。除此之外，欧方频繁对中国产业补贴政策提出异议，同时认为中国市场准入仍有优化空间，现存各类市场壁垒亟待破除。

所有分歧本质上可归结为两大根源：竞争问题与安全化问题。而中欧竞争加剧是客观、主观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简军波指出，客观层面，近些年中国产业加速升级、科技实力大幅提升，商品综合竞争力持续增强，高附加值产品制造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与此同时，欧洲自身竞争优势持续衰减，欧洲在传统内燃机发动机等中端制造领域手握全球顶尖技术，但这类赛道已不符合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发展趋势；欧洲大量创新资源长期集中于成熟的中端技术领域，对前沿高新技术投入不足，导致欧洲对传统制造业依赖度极高，深陷传统产业路径依赖、难以向高端智能制造全面转型。相较于新兴经济体的中高速发展，欧洲经济长期低速增长，客观上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竞争。

主观层面，面对竞争压力，欧盟大量出台贸易保护类政策，试图通过限制性监管为本土弱势产业争取转型缓冲期。简军波认为，从长远来看，对本土成熟产业一味保护，只会抑制内部创新活力。各类限制性举措落地后，持续拖累中欧经贸环境，让同业竞争演变为双边关系的突出矛盾。

对欧洲而言，若要扭转竞争劣势就必须调整产业政策，但主动干预产业发展，又和欧洲长期恪守的自由市场、减少行政干预的基本准则相悖，制度适配难题成为欧洲的重大考验。

想要妥善化解分歧，前提是树立正确认知。简军波分析，欧方将中欧贸易失衡归咎于中国产能过剩。然而“中国产能过剩”论调本身并不成立。各国制造业本就面向全球市场，正如德国宝马的生产销售并非只局限于本土。欧盟前高级代表博雷尔也曾坦言，产能过剩是相对概念，欧洲自身同样存在产能过剩问题。

其次是客观看待竞争属性。简军波指出，有市场就必然存在竞争，欧盟立法一贯反垄断、鼓励市场竞争，中欧同业竞争本是常态。当前矛盾的关键，在于双方对公平竞争的评判标准无法达成共识。就补贴议题举例：欧盟农业补贴规模位居全球首位，高额补贴让欧盟农产品具备强劲的国际竞争力，中方却从未以此指责欧洲破坏公平贸易。评判补贴是否合规合理，应当以世贸组织规则为准绳，凡是世贸框架许可的补贴行为，其产生的市场结果就具备公平性。要实现良性竞争，欧盟的核心出路是依托自身优势强化创新、提升内生竞争力，欧洲仍具备诸多独特优势，关键在于深挖潜力。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黄勃

中欧绿色发展的中国视角

当前，中欧之间已经进入绿色竞争和规则竞争的全新阶段。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黄勃指出，无论是欧盟还是中国，都已形成共识：可持续发展不再是单纯的环保议题，而是未来长期核心竞争力的根本来源。尽管中欧都在争夺绿色发展时代的主动权，但双方路径截然不同。

黄勃分析，欧盟的模式是典型的规则牵引、成本显性化、负外部性治理优先。欧盟依靠立法先行、标准先行、披露先行、准入先行，系统性地将以往隐性的环境成本、气候成本、社会成本全部变成可见、可量化、可计价、可追责的刚性成本。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法律红线刚性约束；第二，披露义务强制透明；第三，碳定价市场化惩戒；第四，市场准入门槛标准化。

简言之，欧洲的绿色发展逻辑，是用规则治理负外部性、用惩戒约束落后行为、用制度抬高全球竞争门槛。这就出现了典型的“摘低处果子”效应。简单、低成本、易落地的绿色改造，企业都会主动完成；但投入大、周期长、技术难度高、见效慢的深度绿色转型，各类市场主体普遍缺乏动力。如果只有惩戒、没有激励，只有约束、没有价值回报，绿色发展最终会陷入浅层化、表面化、选择性合规的困境。

相较于欧洲“规则先行、惩戒优先、治理负外部性”的模式，中国走的是发展牵引、价值驱动、激活正外部性的全新路径。

中国绿色发展并不否定负外部性治理，而是在守住负外部性底线的基础之上，重点构建正外部性价值实现体系。中国的逻辑非常清晰：绿色不是单纯的成本，绿色是增量资产、未来价值、核心产能、长期红利。自2020年提出双碳目标以来，中国迅速搭建起完整的正向激励体系：

第一，顶层战略引领。依托“1+N”双碳政策体系，将绿色转型上升为国家长期发展战略，以顶层设计统筹推动产业升级。

第二，产业全面迭代。坚持升级、升级、再升级，推动能源、工业、建筑、交通、制造全产业链绿色再造，把绿色改造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实体资产。

第三，市场价值变现。通过全国碳市场、碳配额、CCER、绿色金融、绿色信贷、碳普惠等一整套工具，让绿色生产、减排行动、低碳改造可以计价、可以交易、可以增值、可以变现。

第四，标准认证赋能。持续完善绿色认证、绿色产品标识、绿色供应链评价体系，让企业的绿色贡献、生态投入、低碳实践、社会责任，获得制度化认可与市场化溢价。

黄勃指出，如果说欧洲解决的是“破坏环境要付出代价”的负向问题；那么中国聚焦的是“绿色贡献能够获得收益”的正向问题。中国致力于让减排、生态保护、绿色制造、绿色供应链、低碳技术创新等正向绿色外部性，被市场看见、被价格承认、被金融定价、被贸易认可、被全球价值体系接纳。

简言之，相较于欧盟的合规型绿色发展道路，中国重视增值型绿色发展。未来中欧绿色竞争与合作的最大空间在于：负外部性依靠规则协同统一，正外部性依托价值共建。一个管底线，一个管上限；一个管约束，一个管增长；一个管存量治理，一个管增量创造。中国视角的绿色发展核心在于从“外部性”走向“绿色价值”。